Google (GOOG-US)近來讓網民們一陣譁然，因為它打算停止生產幾項商品。停產商品包括：Google針對S econd Life推出的虛擬世界遊戲Lively、讓朋友知道自己在哪喝酒的 Dodgeball、可將文件掃描上傳至網路的Catalog Search、讓你在瀏覽網路時做筆記的Notebook。
Google亦表示，將停止開發 Jaiku－類似 Twitter的微型部落格服務，改成一開放的計畫，讓使用者自己決定此程式的風貌。
不過你可能一點都不在意這些程式停產，因為一提到 Dodgeball，你想到的會是小學時玩的躲避球，不會是Google產品。其實，整個市場都對這些程式興趣缺缺，而當Google在評估開發中的產品時，市場興趣也是重要一環，因此這些軟體胎死腹中也就不足為奇了。
據《紐約時報》報導，遭停產的軟體因為幾個原因被Google腰斬，包括：難以在消費間掀起熱潮、無法吸引Google雇員繼續開發它、尚未解決的產品大問題、未能達成內部目標。
你也許會以為，像Google這樣一個工程師的遊樂場，會繼續支持與主產品搜尋引擎的無關的周邊計畫。的確，搜尋引擎龍頭Google以往是以讓工程師在本業外，可以撥出20%的時間開發一些週邊軟體。
但是，在經濟情勢嚴峻的當下，Google也開始注意起成本開支。
Google特別注意其廣告商品的損益計算，因為這是它主要收益來源。例如Google就在上週宣布放棄賣廣播廣告的計畫，並裁員40人，原因是這項計畫的成效不符預期。至於那些不以營收為目的的軟體，Google用軟體實用程度、其雇員耗在上面的機會成本來做衡量。現在來看看那些被腰斬的軟體背後的故事吧。
Google的3D虛擬世界軟體Lively於去年 7月推出， 4個月後當Google決定關閉它時，前一周只有 1萬人登錄Lively。如此數據非旦與Google的預期相距甚遠，也跟Linden Lab製造的 Second Life差距極大－Second Life 在同時間登錄人次超過50萬人。因此Google決定終止Lively，並將致力於此計畫的 6人移做他用。
至於軟體 Dodgeball，則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Dodgeball透過簡訊告知朋友你的所在地，而Dennis Crowley是 Dodgeball的創始人之一，他在2005年時將產品賣給Google，卻發現很難找到Google工程師願意繼續拓展計畫。他說：「如果你是產品經理，你必須要收編人手以及他們 20%的時間。」
Crowley 覺得收編人手相當困難，因為他在紐約市工作，但是Google的總部卻遠在加州矽谷，於是他在2007年離開Google另起爐灶。他的新產品FourSquare即將在下月推出。
Google資深副總Jeff Huber表示，Google最後認為 Dodgeball太過狹隘。他說：「這項服務也許在曼哈頓行得通，但在芝加哥、聖路易士、丹佛或其餘地方都窒礙難行。」
但Google依然覺得 Dodgeball的概念相當有趣，因此本月稍早它推出了 Google Latitude－一個Google地圖的附加功能，可以讓親友知道你身在何方。這軟體比 Dodgeball複雜的多，可以自動追蹤你的位置，也有更多隱私設定及通訊相關功能。
對Google來說，很多產品概念成形時，第一個主要觀眾是其雇員，且在產品上市前通常都由雇員試用它們。同等重要的還有使用者的想法，Google很多產品都有官方部落格，而消費者也被鼓勵對產品發表看法。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 Jeff Jarvis表示：「追求完美會阻礙創新，而Google常常不懼風險，丟出不甚完美的產品並說『幫助我們完成它』，這也許才是創新的依歸。」
Google產品管理副總Horowitz則表示，每個失敗概念對未來的Google產品都有幫助，這些失敗品不過是學習過程。
http://news.cnyes.com/dspnewsS.asp?rno=1&fi=%5CNEWSBASE%5C20090216%5CWEB1897&vi=34199&sdt=20090206&edt=20090216&top=50&date=20090216&time=20:38:55&cls=index1_tech
http://www.losers-and-winners.net/index_en.htm
國際線上消息(記者 徐菲)：
400多名中國工人遠赴德國多特蒙德，將多特蒙德的一座焦碳廠拆遷並運往中國。他們的工作熱情讓德國人感到震撼：需要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國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這是德國紀錄電影《輸家贏家》的主要情節。10月16日，該片的兩位導演將抵達北京，向觀眾講述拍攝背後的故事。
這部完成于2006年的紀錄電影用三集90分鐘的篇幅講述了中國工人拆遷德國多特蒙德焦碳廠並將其運往中國的歷程。此片一上映就在芝加哥、萊比錫、休斯敦等多個國際紀錄片節上榮獲大獎，並在2007年獲得Hotdocs(北美最大的紀錄片節)最佳國際紀錄長片獎。
10月16日到19日，《輸家贏家》將陸續在國際關係學院、北京電影學院、歌德學院和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傳媒學院放映。受北京歌德學院和北京零頻道的邀請，該片導演烏裏克·弗蘭克和麥克·呂肯屆時將到現場與中國觀眾進行面對面交流，分享這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及經驗。
北京零頻道的負責人鄭瓊女士告訴記者，她第一次看到《輸家贏家》這部作品是在2006年的萊比錫國際紀錄片節上，當時這部作品作為電影節開幕影片進行了放映。她說：“我第一眼看後就覺得非常有意思，之後回國就一直在和電影的主創聯繫，希望能把這部優秀的影片引進中國。這個事情終於在去年下半年的時候成形。今天我們又邀請到了兩位導演來京交流，就是希望通過此片增進兩國紀錄片創作者之間的了解和溝通。”
《輸家贏家》導演麥克?呂肯的從影經歷非常豐富，作為德國紀錄片協會成員，他早在1981年就執導創作了影片《我已經忘記自由》。從1982年至1996年期間，他在多部電影電視作品中擔任錄音師。1996年開始成為一名電影導演，並且于2002年和2003年獲得多項電影獎。
同是德國紀錄片協會成員的導演烏裏克?弗蘭克，曾任教于科隆國際電影學院，教授紀錄片課程。在《輸家贏家》的官方網站上，記者看到她為此片做的導演闡述，對為何感興趣于拍攝這樣一個題材給出了答案。她說，“我來自多特蒙德，那裏也是我成長的地方，我是伴隨著煉鐵爐和煉焦爐的陰影長大的，所以和呂肯一樣都很關注魯爾區的發展。……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煉焦廠幹了八年就破產，敦促我們去見證這一事件。而在拍攝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文化衝突讓人深思。”
據悉，《輸家贏家》已被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選中，將在今年年底與中國觀眾見面。
作者：白曉紅日期： 10月 17th, 2006
當英國首相布萊爾下臺時，全國最低工資（National Minimum Wage）將被視為他的一項「德績」。在他任內，全國最低工資提高了至少一百萬名勞工大眾的工資標準。自今年十月份起，全國最低工資（年齡在22歲以上）將升至每小時5.35英鎊。
但想想，您能以每小時5.35英鎊的工資過日子嗎﹖您若在高消費的倫敦討生活，那麼，每小時5.35英鎊的工資，是否能算得上是「生活工資」( living wage，足以生活的工資)﹖在英國旅館業和餐飲業，由於就業和最低工資法規的不完善，也意味著勞工始終被困陷於貧窮之中。
像Pizza Hut──這家全球最大餐飲業集團Yum! Brands Inc的分支公司，就是個典型。Pizza Hut (UK)僱有一萬五千名員工。而為了瞭解在全國最低工資的下限邊緣工作究竟是何種境況，我決定親自去Pizza Hut打工，探個究竟。
測試日, 12-4pm, Pizza Hut, 倫敦Duke Street分店
我一走進辦公室，經理給我的見面禮是﹕「你有幾天晚上可以工作﹖」他指著我的工作申請表﹕「你怎麼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呢﹖這是很重要的。」
「為Pizza Hut工作，不應只是為了掙錢。你必須感到驕傲，」他看著我這麼說。接下來，他告訴我，若不能通過這三小時的測試，就沒有工資可拿。
就這樣，副經理領著我走過狹窄的走廊和地面潮濕的廚房。到了前廳，我加入了三位女服務員，開始照顧一批又一批湧進大門的食客。副經理指著我，說﹕「我現在帶你一回，只有一回，你必須好好記得怎麼做﹗」
我的工作是接待顧客，滿臉笑容地領他們坐下，遞給他們菜單，擺好刀岔和餐紙，清理桌面，填滿並隨時清理沙拉吧臺，擦乾餐具，裝卸上百支玻璃杯進出洗碗機。從中午開始的四個小時，是最忙碌的時段。僅僅一個小時內，我即犯了氣喘。當我想要喝水時，一名女服務員告訴我：「經理不喜歡我們喝水。」而她也不懂原因為何。（後來Pizza Hut在求證時表示，「員工想喝水沒有限制，但不可在〔前場，餐廳客人用餐處〕喝水。」）
「人間地獄」，有位華裔員工這麼形容公司。他是一名工會會員。加入工會在Pizza Hut員工之間是極罕見的，原因是Pizza Hut根本不承認集體協議。正如它在勞資契約上中所說的：「所有的集體協議都將不會影響本公司的就業條件。」
因此，這位華裔員工的起薪是每小時5.60英鎊（這在倫敦市中心僅可以買到兩杯半的咖啡﹗）。他表示：「員工曾被無理減薪，被強迫輪班，且不被給予安全培訓。這裡80%的廚房員工完全不懂他們使用的化學藥物是甚麼。」
測試結束時，公司告訴我，我沒通過測試。「你速度太慢。我們在辦公室的監控螢幕裡可以看見你。」
面試，週一，Pizza Hut，Piccadilly分店
這回，我充分準備地前去。「我是學生，在倫敦學習英語。我需要一份工作來謀生，」我對副經理這麼說，「我曾在kebab（肉捲）外賣店裡打工，也在漢堡王（Burger King）和一家中國外賣店裡做過。我知道怎麼迎接顧客，清理桌面。」──有些經驗，工作動機強，要求不高，我自我推薦自己正是Pizza Hut的最佳人選。
「你下週來測試，」這位副經理決定給我機會。
測試日，4-7pm 班次，週三
今天只有兩位接待員，我是其中之一。我們的工作是在門口迎接客人，領他們進門，找適當的空位讓他們坐下，然後將菜單拿給他們，並稍做解說。 同時，我們也必須抹淨桌面，擺置刀叉，看顧沙拉吧，同時以最快速度擦淨所有洗好的刀叉。
80%的接待員和服務員是兼職的學生，大多二十來歲，來自東亞國家。一名韓籍女服務員透露，她一週工作20小時左右，爭得大約80英鎊。缺乏休息是這裡所有員工最為不滿之處。「公司給我們的班次經常是五個小時，這樣我們就不能休息了，」一名男服務員說出了大家的心聲。（英國勞動法律規定，工作每六個小時必須休息20分鐘。而且法律規定，這20分鐘是給薪的。）「公司不安排給你八個小時的班次。是因為他們不願給你有薪的休息時間。」
關於工時，一名女服務員說：「我們的工時彈性非常大。店裡忙的時候，公司要求我們必須繼續工作（延長工時）。不忙的時候，公司可以隨時要求我們離開。有時，生意較清淡時，公司在我們開始上班兩個小時之後就要求我們下班（不論已定的班次時數多少）。」
這就是現已離開Pizza Hut的一位分店經理透露的；「公司實施的是『貧窮薪資』（poverty-pay），並創造了完全有彈性的（多為外籍的）勞動力。公司消減開支的政策之一，就是減少每一班次的工人人數，甚至到一個班次只有一兩個人，這會造成工作安全問題。公司並且讓工時完全可隨時調整──可以任意增加或減少。」
一位對Pizza Hut極為不滿，打算離職的現任分店經理則透露﹕「在Pizza Hut，員工只被當作數字來看待。公司不在乎我們（分店經理）怎麼去達到公司設定的目標。為減少開支，分店經理被迫消減員工工時，甚至減到一個班次才兩小時。你想，員工怎麼靠兩小時的班次來吃飯呢﹖而忙碌需要人手時，公司則強迫員工上晚班。」
這一天，我通過了測試。公司給我一份三個月的定期合約。我現在是一名「隊員」了（所有員工都被稱為隊員）。
「隊員」意味著工作內容的多樣和工時的變化，儘管Pizza Hut堅稱它符合歐洲工時法規，但其合約中卻規定「員工依營業狀況而增加工作量」，且也未說明工時的最高限制。此外，某些勞工權利如：公司給薪病假，只有在就職三個月後才可享有。而Pizza Hut這種工作環境所製造出的惡性循環是：由於工作條件差，它的勞動力流動頻繁，因此在這裡工作三個月以上的員工（也就是能完全享有合約上權利的員工）並不多。
6-9pm 班次， 週一
我在Pizza Hut的第一週，公司即給了我22個小時排班，比我在面試日那天要求的20個小時還多。
公司完全不提供英國〈1974 年工作場所健康安全法〉規定的健康安全訓練，這是每一僱主必須提供新員工的最基本的健康安全培訓。今天，我是唯一的接待員。在毫無培訓的情況下，經理要求我從潮濕的廚房裡那個大型活動冰櫃裡取物。我必須獨自進入這個兩平方公尺大的活動冰櫃，在內找尋貨品，並隨時注意冰櫃大門是敞開的。但Pizza Hut表示，進出冰櫃是餐飲業的常事，不足造成危險。
上述的已離職分店經理表示，缺乏健康安全培訓是這家公司最明顯的砍成本手段。由於公司各個分店或已完全除去健康安全訓練，或已減短培訓時間，都致使新進員工對工作環境的健康安全問題完全不知。
6-9pm 班次，週二
我又再次是唯一的接待員。兩位韓籍女接待員和一位台灣女接待員被給予的工作量是四個人的。「但你看著吧，等到客人少一點了，老闆就會叫你回家去，你的班次才做到一半，他也叫你走。你才做了半小時，老闆就付給你半小時的工資，一毛也不多給，」女服務員聳著肩說。這就是完全有彈性的勞動力，也是所謂的「零時勞動力」（zero-hour workforce）。
接待員和服務員的每時工資是5.05英鎊（大約252元台幣。在倫敦，這連一天的地鐵票都買不 。一個三小時的班次，你只能掙得15英鎊。除去了倫敦昂貴的交通費之後，就只剩下10英鎊了（相當於五百元台幣）。「賺這種錢怎麼值得呢﹖」一名女服務員說，「在倫敦，我們不能靠Pizza Hut的工資來過活。」
因此，Pizza Hut的員工多數都有兩份工作。一位韓籍女服務員早晨在電話公司工作，下午來Pizza Hut值班。一位台灣來的女服務員說她的另一份工作是在倫敦Park Lane的五星級飯店。在Pizza Hut工作時，她們都得依賴客人的小費來增補工資。
6-9pm 班次，週三
今天，我又是唯一的接待員。經理肯定認為我可以勝任三個人的工作量。不過，在看到廚房員工的工作狀況後，我覺得自己還算幸運呢。
廚房員工每日在攝氏35度以上的溫度下工作。「這種溫度加上潮濕，工作真是難以忍受，」一位印度籍的廚房員工表示，「我熱得都瘦了好幾公斤﹗」
雖然目前英國沒有法律規定工作場所的最高溫度，但健康安全局（Health & Safety Executive，簡稱HSE）表示：「工作期間，所有室內工作場所的溫度，應依〈1992年工作場所健康安全及福利法〉的合理標準。」
廚房員工70% 以上是兼職的學生。他們皆未被給予健康安全訓練。「他們不熟悉廚房設備，公司卻不提供正規的安全訓練，」一位印度籍員工表示，「公司要求他們甚麼工作都得做，包括使用化學藥品，如強鹽酸，來清潔廚房設備。」
「經理甚至因為不立即維修換新機器，因而提高了工作場所的危險性。比如，我們（廚房員工）都得用雙手，以強鹽酸和滾燙的熱水來清洗洗滌機設備，這實在是太不安全了，」他說。
廚房員工雖多為學生，卻被要求每週工作20小時以上（超過了學生工作時數的法律規定）。公司並僱傭最少的人數來做最多的工作。「當工作量過高時，工作的危險性也就增加，」印度籍員工表示，「每一班次，公司僅安排兩名到三名廚房員工。而每個十小時的班次，我們僅能休息30分鐘。怎麼夠呢﹖」
「我有時因為疲倦而無法集中精神。」一名在廚房打工的印度籍學生說他的工作是每小時5.25英鎊。他的工作時間經常是7am-5pm，「且經常得無薪加班。」
「我需要這份工作。別無選擇，」他說。Pizza Hut的合約上寫著，「不支付加班費。」要不要這份工作，隨便你。
在廚房裡，工作紀律嚴格。員工經常被迫輪班，毫無選擇餘地。「彈性」，是老闆手中的特權。
「我生病時，也不能請假。值班經理說我必須來上班，」另一位印度籍員工說。
他早上在東倫敦的建築工地裡做工，傍晚才來Pizza Hut上班，午夜結束，到淩晨一點左右才回到家。我問他怎麼能夠做到每日工作14小時以上。他說﹕「不能做，也得做。不然我怎麼生存呢﹖」
這幾天下來，我明白了Pizza Hut的員工絕不能做的一件事：他們不能說他們值得更多。外頭尋職的外籍學生和工人多的是。每天都有人進來遞送履歷表。他們等著穿上制服，掛上圍兜，接受Pizza Hut的微薄工資。公司明白，它絕不會缺乏這些自願效勞的勞動力。
員工培訓會議，8:00-11.30am，週六
這所分店的所有員工都必須參加「服務顧客」的培訓。
「你們每天必須以正確的態度來值班，」經理教訓著。
「告訴我，甚麼是『真理時刻』（the Moments of Truth，公司的服務口號）?」經理測驗大家。「它就是服務顧客的重要階段。」
「從真誠的接待，顧客點菜時與他們直接的目光接觸，一直到結帳時感謝他們的光臨並請求他們再來訪，我們秉承著顧客至上的精神，」經理唸著。接下來，他開始了日式的服務顧客訓練。「來，跟著我說，大家一起說，嗨，這是Pizza Hut，我的名字叫喬治。我能如何為您服務﹖」
之後，經理要求我們分成小組，扮演顧客和服務員，練習「顧客至上」的服務態度。
12-5pm 班次
在這個最忙碌的班次，員工之間的對話是不被允許的。「閉嘴﹗你們過來﹗把這張桌子擦幹淨﹗」三名服務員的工作量等同於五個人的。顧客不斷湧進，不斷做出各種要求── 「給我一張小孩用的高椅﹗」，「我要續杯﹗」，「我不會使用霜淇淋機﹗」
兩個小時後，值班經理告訴我，今晚我必須值班。經理沒有事先告知我。我對他說﹕「我身體不太舒服，不能做第二個班次。」
他搖著頭說﹕「我們今晚需要你值班。你必須做﹗你如果不能做，你必須找人替代你。如果你找不到，你就必須做。」
這再次映證了「彈性」原則是單向的：員工無權，也無自由向公司的「彈性」工時說「不」。
今天的第二個班次特別難熬。連喝水的時間都難找。除了接待員的一般職務之外，我還得拖地並清理洗手間，這些都是「隊員」的職務。
值班經理經常挑選固定的幾位員工來做這些工作。今天，又是一位非裔的服務員被迫拖地。值班經理對他大呼小叫，像是在發泄不滿情緒一樣。
12-5pm 班次，週日
今天，倫敦Piccadilly擠滿了遊客和購物人潮。午後，他們湧進了大街上的餐館和速食店。12點到三點之間，所有的餐飲地點皆客滿，Pizza Hut也不例外。一樓全滿，我和另一位接待員必須將顧客帶到二樓。整個下午，我們不停息地在兩層樓之間待客。
12-5pm 班次，週四
每回獨自擔任接待員的工作，感覺就像被懲罰一樣。顧客排隊排到大街上，等待我為他們安排座位。六名高大的青年等不及，堅持要先坐下點菜。一邊安撫他們，我還得一邊用全力將兩張桌子並在一塊，讓他們坐下。
一顆顆的汗水從我前額流下，制服全濕透了。「不要站在那裡甚麼都不做﹗」值班經理向我喊，「快去清理霜淇淋機﹗現在就去﹗」
一位韓籍服務員由於沒有休息時間，無法進食。他只好蹲在吧臺下，快速吞食一塊pizza。只有在那個角落，經理不能從CCTV裡看到他。
12:30-5pm，週六
今天公司安排了兩位接待員（包括我）。四名服務員仍無法應付一波又一波的食客。許多顧客在抱怨，沒有服務員招呼他們。有些顧客甚至行為粗魯。一位顧客指著我；「喂，你，你過來﹗」我告訴她，我是接待員，不能為她結帳。
就在大家都忙不過來的時候，值班經理竟對員工們大聲喊問：「是誰吃了這塊pizza﹖」
12:30-5pm，週日
我一到公司，打卡後，副經理就要求我今天負責樓上的自助餐臺。我從來沒做過，也沒有接受過任何接觸食品的培訓，但這對副經理來說，似乎並不重要。
「去向廚房要一套pizzas──你能夠重複我說的話嗎﹖」副經理一邊將手提電話遞給我，一邊皺著眉頭，似乎擔心我的英語無法表達這個句子。
我立即向廚房要了一套pizzas，在每一個pizza上放置了時間卡，並每20分鐘換上新出爐的pizzas。
我問值班經理，公司是否會給予我們安全訓練？他對我的問題看來訝異，不知如何回答。
後來，值班經理要求我定時填滿餐臺上的義大利麵。高溫的金屬麵盒冒出熱騰騰的蒸汽，沒有經驗的我，燙傷了手指。但我連報告給值班經理的時間都沒有。值班經理立即要求我清洗餐車，並在自助餐時段結束時，用化學藥物清洗餐臺。
當樓上餐廳關門時（下午四點），值班經理提醒我要打卡，這樣，公司只需付給我四點之前的工資，而非公司原先安排的12:30-5pm班次的工資。
值班經理叫我先別走。他要我坐下。他說有事和我談。「告訴我，甚麼是CHAMPS﹖」他一本正經地問我。我不解地看著他。
「你必須記得這些。CHAMPS就是，清潔（Cleanliness），好客（Hospitality），確實（Accuracy），維修（Maintenance），產品（Product）和速度（Speed），」他說。
他拿出一本「公司工作紀錄」。「每個月，總公司都會派人來評估我們的CHAMPS標準。所以我們必須隨時警惕，要有高度的CHAMPS意識。」
接著，他翻閱著這本工作紀錄。他跳過了數頁健康安全須知，它們全是空白的。然後，他要求我在一份印滿了三十多種化學藥品名稱的表格上簽名。他不告訴我那是甚麼，但我知道，那是安全訓練的註冊表，是在公司必須提供的安全培訓完成後，員工認可的註冊表。
我問值班經理，這份紀錄究竟是甚麼﹖他淡淡地說：「你以後就會知道。」
一位中國接待員在旁看見我們，以中文對我說：「他們這個公司就是這樣──員工的安全對他們來說，只是形式。在這裡，誰也沒有接受過訓練。」
下班後，我在地下室那個窄小潮濕的員工室裡翻閱了公司的「意外紀錄」──無數燒傷，玻璃和器皿割傷，還有因地面滑濕而造成的摔傷。
12-5pm 班次，週二
值班經理強迫我加班──做清潔和拖地。「現在就做﹗不要惹我生氣﹗」
於是我決定是該讓今天結束我的Pizza Hut職務了。
這些經理們知道他們在對誰說話──兩個不同類型的員工群體。一個是極為少數的本地英籍年輕人，他們熟悉本地工作環境和法規，並可隨時離職。另一個員工是Pizza Hut的大多數──外籍學生和工人。他們的生計繫於公司，他們多數來英不久（多在兩個月到兩年之間），不了解就業市場，並經常以為Pizza Hut的所作所為即是英國的就業常規，且不知如何去改變這些常規。
儘管程度不同，本地和外籍員工同樣受制於「貧窮工資」。
英國通運工會(TGWU)餐飲部主席Pat Boyle表示：「Pizza Hut的貧窮工資是餐飲業的普遍現象。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完善的工資結構，這是新工黨未能做到的。」GMB工會的倫敦旅館和餐飲業主席Raj Gill則表示：「我們迫切要求這些跨國公司給予它們的年輕員工基本的尊重﹗」